连清川：专家的良心：罪与欠
前两周，我正在读蒋勋。在解读《富春山居图》之后，蒋勋已经成为两岸最为火爆的美学专家。恰值他的《蒋勋说唐诗》和《蒋勋说宋词》出来，我就自然欣欣然买了。
正当我读得高兴的时候，突然间在微博上看见《上海书评》上刊出了江弱水的批评文章《撕扇记：美言不信的蒋勋》，指摘蒋勋在几本著作中信口开河，许多文字与讲稿与历史记载颇有出入。大惊失色之下，我马上拿书出来与文章一一印照。果然。后来虽则有人为蒋勋鸣不平，说道其间的许多错误，无非是因为几本作品都是蒋勋演讲的辑录，口语失误难以避免。但是按照江弱水的考证，许多错误自然远非口误可以遮掩，而分明是知识性的错误。如果在演讲时的谬误确可原谅，但是辑录成书时依旧保持这些重大的错误，就自然不是口误可以搪塞得过去的了。
作为专家，自有其不可推搪的知识传授责任。譬如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对自己的学生也说道，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，“田园将芜胡不归”，只是表达了陶渊明向往田园生活，实际上他是不种田的。那么这是对学生的欺骗，还是口误呢?而如果学生们采信了这一蒋勋式讲解，这岂不意味着2000年来陶渊明的神话不过是一个大骗局?
发现这个事实，委实令我怅然若失。近些年来，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已经颇有进益，古典文学之振兴已经端倪初现，民间好之者蔚为大观。然而，能够如同民国年间胡适、鲁迅、傅斯年、王力诸位先贤那样，将古典文学娓娓道来，以平实现代之风，讲述广大精微至理，令我等门外野汉，也能甘之如饴者，依然鲜有。收获李零先生，已算幸运。长期以来，就我自己的阅读经历而言，一是手上摆着几套中华书局的古典集释，如苏轼与李商隐，然而望而生畏;二是总依赖宇文所安等这些国外专家，毕竟隔靴搔痒，颇为阻隔。而蒋勋的出现，的确曾令人有喜出望外之感。蒋勋假象之揭发，在中国古典美学与文学方面的通俗化讲解上，便如有一空洞呈现。
这多少有些令人悲哀，怏怏中国，浩浩五千年文化，竟然没有几个专家，能够把那么美轮美奂的中国古典讲与众人听。这难道不是中国专家的失职么?
这是中国的古典美学专家和文学专家们，欠了中国公众的。
然而，就我自己的阅读经历而言，至少我读蒋勋是曾有所得的。我曾经在FT中文网上有过一篇小文介绍《蒋勋的卢浮宫》。就我浅陋的识见未曾发现甚么明显的破绽。可能也是因为西洋美术史是蒋勋的个人专业所在，毕竟用过苦功，故而未有信口雌黄的东西出现罢。
良莠不齐恐怕是阅读最可恐惧的地方，读者没有精力与积累一一去查证专家的论说，惟有相信其真诚而已。专家信口开河，是专家缺少最基本的良知。如果我的这篇小文能够阻止一些读者再去购买蒋勋的书，亦算是善莫大焉。在一个“窃钩者富”的价值观癫狂时代里，不过能如此而已。若是一个价值观正常的国家，书店便不敢再卖，出版社应当立即召回全部书籍，而蒋勋当从此掩面过街——君不见，蒋勋正在中国四处巡回，推销他这些千疮百孔的作品呢。
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分工极为细化的地步，因此，每个行业中，都有赖专家得以进益。而人文领域的专家，更加不仅仅担负机构的研究力量与进步职能，更与公众思维相连接，担有公共职责。今日社会治理理论，又有“专家治国”一说。于是专家之良心，遂与国家之进益相为勾连。
然而，我以为今天的中国专家，多有三罪缠身。
末等罪，我称之为“窃钩者”。中国古语有云：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”。说的是伦理颠覆。但今天中国伦理失序，笑贫不笑娼几成社会现象，“窃钩者富”是时代怪象。放诸专家领域，亦是如此。蒋勋之辈，说到底，无非为蝇营小利所驱。有些或者是学艺不精，任意品评古典;有些或者信口雌黄，臧否历史，以此获利，如大量流行的曹操、张居正传记等等;有的则是肆意抄袭，指鹿为马，如大学中时有爆出的抄袭丑闻。这些无良专家，到底无非为趋名逐利，虽然可恨，但毕竟是鼓上蚤史迁之类的小偷小摸，与民有害，与国无利。但窃钩者之罪而已。
中等罪，我命名为卖文鬻爵者。这些人未必真是学艺不精，甚或在职业领域中颇有建树，然而却见利忘义，以自己的学识与专业，与商业和公权力沆瀣一气，有意误导与欺骗公众，获得自己的利益与官爵。当时归真堂事件正如火如荼之时，中国医药大学教授周荣汉，侈谈生态伦理学，说道取熊胆为人类服务，乃是提升了熊的价值。即是以其专业知识，勾结企业，误导公众;2012年4月胶囊恐慌时，卫生部合理用药检测网孙忠实则敢于开言，每天六个胶囊无事。这便是推卸公权力罪责，以专家身份搪塞政府看家护院基本职能。
中国传统的文人，往往 “耻谈财货”，这虽然颇与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有关系，但是传统文人常与公共职责相联系，在制度安排上就与牟利获财有利益冲突。虽然因为薪酬等原因，常是潜规则大于明规则，但这一伦理的合理性却毋庸置疑。今天颇有议论以为知识分子要勇于牟利，到底是专家良知的泯灭，还是社会的进步?
高等罪，我以为依然当然是“窃国者”。窃国者的专业技能与学术成就往往是很高的。“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”，向来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的出路。但是在中国历史上，这个倾向向来是有两条路径的，一条是虽然出路是出仕，但是坚守圣人教诲，我以我血荐轩辕依旧是基本原则;另外一条是“曲学事君”，从来是为人不齿的。所以自古以来是有忠奸之辩的。现代的所谓窃国者，未必真的是贵为王侯，未必真的能够出相入将，但是为了政治利益，着意扭曲专业知识以应对政治的需求，却是在专家界中大量存在的事实，中国近些年来的“中国国情论”、“和平崛起理论”，“中国模式论”，“中国不高兴”等等，不都是这些“窃国”的专家们炮制出来的吗?这就是祸国殃民的大罪恶了。
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或者专家，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人，的确在生存条件上与发展路向上已经有了极大的分野。至少，现代知识分子在选择上已经多元化，而不必仅仅“货与帝王家”一条出路而已。但是，中国传统对于文人的教诲，未必在今天就已经落后到如何地步。最起码的一点是，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之中，文人的公共责任是鲜明无比的，民间疾苦与朝堂职责，从来未可偏废。
现代知识分子，首要是职业化与职业伦理，尊重职业操守。而喧哗以卖弄，诡诈以渔利，曲学以媚上。离民众需求而欠，违公共利益而罪。谁道我们的社会进步了呢?
(P.S. 与我一样喜好中国古典诗词者倒不必哀伤，没有了蒋勋，倒是促使我下心去寻找替代。幸好，我找到了同是来自台湾的叶嘉莹教授，叶教授积60年功力，谈诗论词，旁征博引，史实典故，信手拈来，我方开始阅读，已经爱不释手。同好者可入手。)